作者｜宋 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提要：以智能投顾、数字化服务为代表的财富科技可以帮助财富管理公司更贴近客户、更了解客户需求，从而实现更精准、深层次的客户经营。 对于券商而言，客户的真实需求决定了其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策略，不同客户对应着不同的数字化服务需求。新兴科技引发金融业态巨大变革，重塑财富管理行业竞争格局，也驱动着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加入数字化转型的阵营。       从“大财富”到不同机构的财富管理业务，数字化已渗透到财富管理行业的方方面面和全生命周期，它打破了时空阻隔，通过保障居民财富 的收益性、流动性和安全性，提高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数字科技助力构建财富管理新生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较快发展，居民财富持续增长。据万得统计，2010-2020年，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增长了288%。此外，伴随资本市场发展的日益成熟，居民对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资产配置的认知不断增强。       数据显示，2004-2020年，居民资产中房产占比由80%下降至62%，金融资产占比由18%提升至33%，房产投资逐步走下神坛，金融资产配置开始成为主流趋势，而财富管理业务急需转型发展、降本增效、走入千家万户。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实践应用，正是财富管理行业转型的新动能。       如今的财富管理机构面临着客户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和更严苛的全流程体验要求，科技巨头等新进入者更使得竞争压力日益加剧，仅仅将点状业务流程线上化已经无法满足长远发展需要，财富管理机构应当全面利用大数据和新科技赋能，推进专业化的投顾建设、智能化的产品筛选以及精准营销等。       其中，有以下几项关键举措：一是搭建涵盖客户交互、专业赋能、过程管理的“一站式”财富管理平台赋能投顾；二是打造智能投顾及混合投顾，推进投顾专业能力升级和服务模式变革；三是通过大数据深度挖掘客户需求、建立360度客户画像（KYC）；四是基于数据洞见匹配差异化交互平台和精准营销；五是利用大数据实现客户体验闭环管理，实现千人千面的全渠道经营。       除了推进专业化投顾建设、智能化产品筛选和精准匹配推荐等举措之外，财富管理机构还应构建开放的“金融科技+财富管理”新生态，在现有业务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打造自有创新平台，使数字科技在业务中的应用场景得到扩展，并实现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       其实，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深入，新兴金融科技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金融科技正围绕财富管理价值链赋能和变革传统业务模式。       以大数据分析、图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为代表的领先科技应用，覆盖从客户获取、交易、投资管理资讯、账户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等“端到端”的财富管理全业务价值链。以智能投顾、数字化服务为代表的财富科技可以帮助财富管理公司更贴近客户、更了解客户需求，从而实现更精准、深层次的客户经营。不同机构的财富管理数字化进展       在大财富业务数字化进程整体推进的背景下，不同金融机构各擅胜场。由于机构性质、资金实力、人才储备、内部管理效率等的不同，它们的数字化转型战略选择存在明显差异，数字化转型赋能财富管理的方式和渠道也不一致。       ●银行：金融科技投入持续加大，打造数字化财富管理协同机制       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的指引与推动下，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速。作为国内金融科技领域的先行者，银行业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投入持续增加，数字化转型的力度和增速均处于金融行业领先地位。       总体上，数字化转型从三个方面赋能银行财富管理。       一是金融科技帮助银行实现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创新，结合应用场景加强模型开发，向用户提供触手可及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二是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银行优化升级营销策略，搭建一体化、科学化、人性化的营销服务体系。银行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和工具实现多渠道的信息获取、全面的用户分析、动态的关系管理、精准的产品推介等一系列智能化营销行为。       不同业务所面向的目标客户群体通常不一样，能否准确地筛选出目标客户群是业务顺利开展的关键，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基础数据质量与数据分析能力的改善极大地提升了银行的业务与目标客户群之间的匹配效率和准确度，使银行实现精准服务。       三是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银行整合触客渠道，强化渠道协同来打造全行统一的智慧大脑，打造自上而下、精细化、专业化、全行高效的客户运营体系，实现全渠道交互融合、多层级协同联动，提高服务效能和客户满意度。虽然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银行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手段，但转型没有固定的模式，各家银行可根据自身发展愿景、资源禀赋、市场定位和所处的发展阶段适时采取不同的数字化战略模式，尽可能实现数字化转型效益的最大化。       ●券商：交易通道走向服务通道，建立数字化财富管理生态       随着金融科技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证券行业数字化转型日渐提速，科技能力建设作为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已成为各大券商激烈竞逐的赛道。       数字化转型赋能券商财富管理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       一是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券商能够便捷、迅速地得到准确的客户画像，从而可以进行精准化营销，如此便能大大地降低获客成本和营销成本，推荐产品契合度的提升还能增强客户好感度，优化用户体验，提高客户忠诚度，成功实现科技赋能营销和数字化展业。       二是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券商完善产品筛选方法与评价模型，并搭建一体化、高效智能的策略系统和动态风险管理系统，促进财富管理产品体系的升级。       三是数字化有利于券商集中运营管理平台，建立高速、安全、稳定、专业的一体化运营管理系统，这既降低了内部管理和跨平台协调的成本，又能提升自身的服务效率。       对于券商而言，客户的真实需求决定了其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策略，不同客户对应着不同的数字化服务需求。例如，零售财富客户希望获得“一站式”的财富管理服务与全生命周期的财富陪伴，追求优质的客户体验；机构客户希望获得以交易管理为核心的一体化数字解决方案，强调服务的专业性、低成本、高效率与定制化，这意味着券商的数字化转型方案需要兼顾不同客户的诉求。       目前，国内券商围绕智能投研、客户观察、产品洞察、投资分析、资产配置、数字营销及智慧风控等领域，积极寻找数字化赋能机会。具体来说，通过挖掘数字化赋能场景、加强大数据分析与运用、完善配套数字化工具建设等手段，全面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       其实，随着技术的不断引进和科技赋能经验的日益增长，券商数字化转型逐渐由局部、孤立的单一领域应用向平台化、智能化、生态化全面铺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业务和技术之间的有机协同和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业务变革并促进业绩改善和业务增收，如此才能最大化数字化转型价值。不过，国内券商目前有效克服这一痛点的转型者不多。许多券商的数字化转型仍停留在传统IT转型层面，业务驱动型技术创新不足，只有充分将数字化转型节奏与业务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券商的数字化转型才能真正实现“业技融合”。       另外，数字化转型还需要积极培养和引进既懂金融又了解信息技术更熟悉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与国外同类机构相比，国内证券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基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公募基金：信息化改造不足，生态有待优化       近年来，公募基金纷纷拥抱数字化转型变革浪潮，积极推动投研、营销、风控、交易、运营、智能投顾、投资陪伴等多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其中，基金运营数字化是公募基金公司整体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公司治理、客户服务、产品营销、投资交易等多方面的能力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总体上，数字化转型从两个方面赋能基金运营。       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可以被广泛运用到基金产品的清算、估值核算、信息披露和基金销售的登记过户等业务中，优化业务流程，节省人力成本，降低操作风险，极大地提升了业务服务效率。       另一方面，伴随资管业务的快速发展，资管业务体量增长迅猛，公募基金可以利用数字化平台打通场外交易相关的各个系统，对投资交易、清算划款、券款交收、资金调拨等环节进行全程跟踪，实现场外业务在投资、交易、清算各部门之间的高效流转，提高前台交易的效率、缩短资金划款链条、加快资金划款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金运营领域，当前国内外普遍缺少高度智能化、一体化的基金运营管理应用系统，主要原因是行业整体发展差异大、整体IT治理和信息化建设程度不一，业内尚无成熟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和成功案例。       对此，在客户服务方面，公募基金需要充分挖掘丰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改善数字化渠道生态，与合作伙伴一起服务好、支持好各类投资人。       在研究和投资方面，由于国内外金融产品品类和交易场所日益多样化，公募基金在策略研究和投资决策上面临着更高的挑战，如何能有效借助数字化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各类可得的行业数据和产品数据等，实现对全品类、全环节、全场景的智能化研究，并以研究成果科学高效地指导投资实操，做到投研一体化，是公募基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突破点。       在风控领域，各类风险因素繁杂多变且日益积累，这就对基金模型和指标体系搭建、计算引擎、数据承载力和分析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募基金需要利用大量的数字科技来满足以上诉求，破除业务链条各环节上的堵点，打通各渠道业务链条以实现整体风控。       ●第三方机构：营运效率驱动，数字化转型具备技术优势       新兴科技引发金融业态巨大变革，重塑财富管理行业竞争格局，也驱动着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加入数字化转型的阵营。       第三方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基金销售业务与互联网业务进行深度融合，能够推动场景化、个性化、智能化的高效金融服务不断更新迭代，从而大幅提升用户的触达度和用户体验。同时，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第三方机构全方位把握客户的多样化财富管理需求，进一步驱动第三方机构进行数字化业务变革，并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量体裁衣式的金融服务。       不过，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第三方机构还面临资金安全、监管合规、专业化业务有效融合等挑战。特别是在监管合规方面，第三方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容易陷入“无章可循”的境地。而数字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解决科技监管操作难题，金融科技的应用将促进产品的底层资产数据标准化和透明化，并打通相关的数据链接通道，这有利于监管部门进行实时侦查监管，针对性地采取风险防范措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当前，第三方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主要存在三种路径。       一是搭建稳定可靠的核心服务平台，全面提升业务支撑效率，并依托数字化技术和人才优势自主构建面向“长尾用户”的产品体系，以充分满足用户递进的、多样化的、个性化的理财需求，扩大净值型业务的用户基础，不断向全生命周期理财平台升级。而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增强了第三方机构的用户触达优势，有利于稳定存量客群和加快提升增量客群。       二是与资质良好、经验丰富的大型IT服务商进行合作，依托合作伙伴的技术优势搭建数字化、智能化的运营中台，实现线下业务线上化，简化既往的业务流程，促进业务流程更加规范化、透明化、便捷化，如此既能更好地符合监管要求，又能大幅提升业务操作效率与客户服务满意度。       三是联手大型数据服务商，借助AI算法、大数据建立智能化信息管理平台，对底层资产进行数字化智能管理，不断完善数字化资产体检、数字化交易监测、数字化风险甄别和风控、数字化资产估值与评测等功能，实现投前项目评审规范、投中全方位监测、投后整体化管理等目标，并提升底层资产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       总的来看，第三方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可以运用新技术和新架构对核心基金销售平台进行升级，还可以运用数字化的理念和技术促进业务的经营和增长，聚焦明确的业务价值，打造在客户、产品、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

  编者按：县域经济是活力，城市经济是合力，都市经济是张力。伴随县际竞争走向城际竞合，县域经济、城市经济与都市经济并非迭代演进，而呈现融合布局、嵌套发展趋势，只有充分把握从县域经济、城市经济到都市经济由来、演进、分工、反思与归化，才能抓住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才能从传统经济形态与经济体现跃升到高维经济思维和发展段位。  一、县域经济、城市经济与都市经济的由来  在经济地理或地理经济中，我们始终绕不开一句话，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应用在区域竞合发展的语境中，“分”就是强调个体的、部分的、局部的“活力”，“合”就是强调整体的、系统的、全域的“合力”。只有统分结合“合力”与“活力”，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内力”；而只有强有力的“内力”，才能形成对外“张力”。伴随县域经济的“小城镇”走向城市经济的“都市圈”，再到都市经济的“城市群”，只有基于每个县（市）区（功能区）的“活力”，形成统分结合的“合力”，才能形成一个区域、地区、城市的“内力”，才能在区域一体化、全球化中释放“张力”，才能率先从县际竞争走向城际竞合。  二、县域经济、城市经济与都市经济的演进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前三十年哪个城市的县域经济发达，哪个城市的GDP总量在全国排名中就越靠前；而近十余年哪个城市率先从县域经济走向城市经济，哪个城市的GDP总量与城市能级就越有后劲和合力；而如今哪个城市能率先从城市经济走向都市经济，就有更大的腹地和辐射力。在经济地理的发展结构与变迁上，县域经济、城市经济、都市经济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叠加和嵌套的关系。这其中，县域经济始终是一个地级市保持活力、做大体量的基石；城市经济需要拉开城市框架、打破条块分割、走出地域局限并做大基本盘和提高城市能级；而都市经济更是跳出传统地域与行政区划限制，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产业分工协作互补、体制机制相互弥合、地缘文化融合发展，最终从以往的“中心—外围”发展模式走向“前中后台联动”发展模式。  三、县域经济、城市经济与都市经济的分工  整体而言，县域经济、城市经济、都市经济不仅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动力结构、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以及能源结构，还具有不同的经济形态、技术构成、组织模式、治理方式。无论是促进县域经济、城市经济、都市经济的演进，还是打好县域经济、城市经济、都市经济的组合拳，核心是不断围绕国际/区域产业分工与全球/国家城市分工站位、抢位、卡位，推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向高端演进。对于县域经济、城市经济、都市经济建设发展而言，不仅要面向县域经济活力的传统优势产业、地区特色产业予以存量优化提升，还要面向城市经济合力的现代基础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做大做强，还要着眼未来都市经济张力抢占未来科技产业制高点、主导权、主动权，构建以未来新兴产业为先导、战略新兴产业为主体、现代基础产业为基石、传统优势产业为补充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县域经济、城市经济与都市经济的反思  整体而言，青岛从城市形态上来看是城市经济的代表，但由于县域经济不发达以及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不适配，造成难以真正走向都市经济发展阶段；苏州、宁波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但需要打破上海都市圈制造业腹地的局限，以市域一体化跨越城市经济不充分走向都市经济；杭州是县域经济走向城市经济的典范，但由于城市形态建设高于产业发育水平，限制了杭州加快从城市经济走向都市经济；深圳、上海逐步在市场化、国际化以及跨区域一体化条件下，从城市经济走向都市经济，有待在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条件下发挥更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北京之所以形成环首都贫困带，在于过于依赖行政权力资源配置方式，而非在市场化条件下面向京津冀以及全国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迫切需要形成共建共享共治型的都市经济。  五、县域经济、城市经济与都市经济的归化  如果说县域经济是“多中心化”，城市经济是“中心化”，都市经济则是典型的“极化”，但“极化”“中心化”多中心化”乃至“去中心化”等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对于都市经济而言，核心是通过平台经济、总部经济等掌控金融资本、人才人口、科教资源、专利技术，进而通过创业创新及产业化占据高端、高效、高价值链环节和高附加值；城市经济更多的是通过财税体制的统分结合、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分工的空间布局等提高城市能级与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在空间上的有机结合；县域经济则是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做好产业底座、城市基底、经济底盘，激发县域经济、园区经济、乡镇经济的活力与量级。在此条件下，县域经济、城市经济与都市经济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形态与经济体现，更是经济发展思维和城市发展段位，迫切需要做好县域经济、城市经济与都市经济的联动发展。

  1 为什么很多数字化会失败？  伴随以光纤通讯网络、计算机、数据库、软件、因特网为代表的1.0信息技术，走向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下一代通讯网络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再走向以人工智能、量子通讯、新一代通讯、信息感知与网络、区块链技术等为代表的3.0数智科技，数字化成为各行各业、社会各界转型发展、创新突围的共识。  如果全球的工业化用了几百年发展历程还没有彻底，信息化仅有几十年的历史，而将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耦合的数字化则需要更为充分的孕育和发展。如今很多企业数字化、产业字化、城市数字化、园区数字化、政府数字化、基建数字化等等很多，尽管呼声也很高，但很多没有成功的可能，主要存在如下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一是没有“数”的信息化。这种现象要么是购买了服务器并形成了机房，要么是购买了云服务，甚至搞弄出一块大屏来显示，但整体上是以“上云”为主的IT服务外包，缺乏足够的数据以及实现数据驱动的可能，整体上还停留在信息化层面。二是没有“字”的数据化。这种现象往往是掌握一定量级的数，但由于对行业应用、业务运用、应用场景等方面的理解、驾驭薄弱，仅仅是在局部领域、局部环节的“用数”，而没有将“数”和业务体系、产品体系、应用体系等等结合在一起。  三是没有“智”的智慧化。更多的是硬件主导、缺乏判断和思考及使能应用的智慧化，而非人工智能条件下支持决策与使能应用的智能化，迫切需要感知到智能。四是没有“化”的数与字。更多的是技术、数据与应用领域的机械拼凑或物理叠加，但在业务模式、产品构建、商业逻辑、技术架构上未能有机结合，进而难以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等等。专栏：从“数”“字”“化”看一些城市大脑建设失败的原因 一是缺乏“数”导致的“空脑”频现。目前部分城市仅仅将城市大脑作为“展示系统”“展示大屏”，可谓是过分“重颜值”“轻内核”、“重建设”“轻运营”，背离了城市大脑的初心。部分城市大量购买服务器和云平台，待项目建设完后建设方就撤离，缺乏专业运营方，忽视数据汇聚和数据治理，大脑数据无法持续更新维护导致“城市大脑”变相成为系统集成项目，空留“展示大屏”以供参观。中国工程院高文院士在第五届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上就曾提到，现在的城市大脑（智慧城市）是一个有海量数据的系统，但90%的海量数据都没有结构化，因此无法进行动态实时分析，难以达到数据赋能理想效果。二是缺乏“字”导致的“老脑筋”尤在。目前城市大脑的建设运营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对“热点”、对“流量”抢占的意味，部分地方政府存在把“城市大脑”作为跟进数字化变革潮流的政绩工程的倾向。城市大脑究竟是什么，城市大脑究竟有何用处，城市大脑需要怎么建设，城市大脑如何与城市生命体运行体征有机融合、城市大脑需要如何运营等系列问题在部分地方政府层面尚未进行深刻地审视与理念的革新。三是缺乏“化”导致的“脑梗”尚存。从城市大脑诞生之日起，“数据打通”便成为各方共识，但遗憾的是，在实践层面，横向全面打通跨部门数据进展缓慢，仍任重而道远。具体来看，往往是不同政府部门在各自数据仓库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大脑”，例如交通大脑、环保大脑、健康大脑、经济大脑等，但互相之间较难调用数据，也就是多脑并存而缺乏一脑统领。尽管有些城市拥有同一的“城市大脑”架构，但数据往往也是无法有效融通与流动，作为大脑血液的数据不通畅直接导致城市大脑“脑梗”。如何加快实现城市大脑的数据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产品化交付和生态化运营仍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  2 “数字化”是如何而来的？  对于以上没有“数”的信息化、没有“字”的数据化、没有“智”的智慧化、没有“化”的数与字等怪圈而言，核心是对“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的认知不够、实践不够和坚持不够。掌握“数字化”的本质，核心是在1.0信息技术、2.0新一代信息技术、3.0数智科技演进中，通过对数据化、智能化、数智化、数字化关系的梳理中得到新的回答。  从1.0信息技术、2.0新一代信息技术、3.0数智科技的演进来看，如果说工业时代是将物质、能源在机器、车间等物理硬件、物理空间内转化为产品，那么1.0的信息技术将更多事物、过程、内容、标的等赋予信息含义，在自动化意义上促进线上线下、软硬结合、数控兼备、器网结合；2.0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更多事物、过程、内容、标的赋予数据标签，在社交化意义上促进数据驱动、随时随地、人人互联、智慧感知；而3.0的数智科技将更多事物、过程、内容、标的走向数字世界，在数字化意义上促进云端云台、数智兼备、智能感应、智联生态。  这其中，在“数据化”范畴内，数据作为物理世界走向虚拟世界的转换器、隐形知识走向显性知识的储存器、人工操作走向智能使能的处理器、先进制造走向智能制造的路由器、潜在需求走向客观需要的加速器，成为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智能化”范畴内，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下，将各类信息技术串联在一起，从单一的技术趋势转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趋势。  正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彻底将1.0、2.0、3.0的信息技术与自动驾驶、3D打印、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发展成为数字化发展趋势。在“数智化”范畴内，更多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数智科技的融合发展，狭义上更多的是技术概念，广义上是一种对经济社会形态的描述。从以上意义上，我们把握“数字化”的本质规律、发展趋势，关键在于重识“数、字、化”的内在关系。  3 “数、字、化”如何发酵？       更进一步而言，在“数字化”中，“数”就是数据，是基于信息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数智科技的，从知识认知到信息形态、再到数字维度；“字”就是内容，不仅仅是基于制造业或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交易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等紧密结合；“化”就是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各种内容的数据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产品化交付和生态化运营，是在不同行业应用、场景应用、服务应用、产品应用中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交易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  目前，很多人理解的数字化都是数据、技术、应用的机械拼凑或物理叠加，而不是有机结合和化学反应。过于突出“数”以及数背后的“技”，而忽略“字”及背后的业务逻辑、算法逻辑、商业逻辑、产品逻辑等方面的重构，所以就很难“化”。  从这个意义上，对于很多数字创业、数字企业、数字平台以及数字化转型而言，并非在单纯的数据公司、技术公司、平台公司、产品公司及其基因条件下，将数据、技术、平台、业务的拼凑，而是将数据属性、技术属性、平台属性、产品属性等跨界融合，进行数字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和产品化推广。  无论是脱离行业应用、场景应用、服务应用、产品应用等的数字化，是很容易迷失的；而用缺乏商业逻辑、业务逻辑、产品逻辑的海量数据来衍生新业务、新产品、新服务、新市场、新场景，往往是徒劳的。只有建立在特定行业、业务产品、服务内容、应用场景的深度理解、灵活驾驭、技术适配基础上，才能完成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数字化。  4 “数字化”如何商业实现？  如同只有赚了钱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化活动才可以称之为“创新”一样，只有在商业应用商店取得成功的数字转型，才能称之为“数字化”。如前所述，数字化的“化”就是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各种内容的数据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产品化交付和生态化运营，并在不同行业应用、场景应用、服务应用、产品应用中，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交易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以及商业模式等。  在这种界定下，如果说数据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产品化交付、生态化运营，是“数字化”实现的路径，那么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交易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则是商业实现的结果。这其中，能否处理好数据与数字的关系、平台与生态的关系、项目与产品的关系、场景与业务的关系、商业与技术的关系则成为数字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整体而言，在数字化的实现路径中，“数”是需要累计和实现的基础、底座、基石，但“字”才是中台、中枢、中间件所承载、蕴含的内容及能量，“化”则是两者有机结合并在各类应用中取得成功的产物。这其中，这种“数据化表达”就是以海量数据的数据底座构筑数字化底盘，也就是“用数”；“智能化实现”就是以数智科技的算法驱动实现对人工替代，也就是“赋智”，将各类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转化为统计学意义上、数学算法意义上的数据并在智能技术条件下应用在不同的场景。  “平台化运作”就是以平台赋能的前中后台实现输入和输出，对理论的、方法的、工具的、内容的、工程的进行储能、孕能、使能、释能；“产品化构建”就是以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实现数字化交付，从数据底座、数据工具、数字平台到数字产品；“生态化运营”就是以快速延展的市场环境构筑创新生态圈，在生态运营中寻找更多的应用场景和需求，促进知识、数据、内容、需求、场景的闭环。

    编者按：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要求以及科创体制与职能调整背景下，迫切需要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加快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格局。这其中，只有话语体系改变，才能转变发展理念；只有底层逻辑概念，才能转变操作技术；只有组织模式改变，才能提升效率效益。  多年来，当我们还陶醉于产业规模、经济体量、技术突破的时候，中美贸易摩擦、科技脱钩等等予以当头一棒；时至今日，没有核心技术、原创能力、科教支撑的，终究难以自立自强和引领未来。尽管这么多年来重要的会议越来越多，重要的文件越来越长，重要的概念越来越多，重要的口号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以往十几年前、甚至一二十年讨论的问题现在依然如故。如今的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需要结合如下几个主要背景回答相应的问题：一是回答创新如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尤其在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融合的条件下予以实现，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二是伴随党和国家科技创新的调整，以城市为单元的区域创新体系比园区作为基础单元更加凸显，需要重建创新型城市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的模型；三是如何彻头彻尾地反思以往的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工作，重建话语语境、底层逻辑与组织模式。着眼探索新时代高质量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话语语境、底层逻辑与组织模式，我们形成《重建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模型：话语语境、底层逻辑与组织模式》一文。  一、新时代高质量的创新型城市是什么？  对于城市创新战略或创新型城市而言，更倾向于“新时代高质量建设创新型城市”，而不是“新时代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这其中，“新时代”是范式之变，“高质量”是发展要求，“创新城市”则是系统创新与整体再造。  一是关于“新时代”。以往近一二十年很多地区都在吆喝创新，但没有几个成型、成器、成功、成熟的，主要是在一定的范式之下做模式升级，理念、方式、手段、工具、路径、政策都是传统的。如今进入新时代，就是要逐步建立完善适宜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体制机制与组织方式，对城市创新发展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和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建立新的科技创新范式。以往的创新范式，从来没有离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市场换技术”等等，尤其是就“自主创新”而言，就是通过“拿来主义”改造提升一下就是自己的创新了。如今我们需要实施以局部引领创新带动整体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加快从跟随创新走向引领创新、从自主创新走向开放创新、从链式创新走向跨界创新、从闭环创新到开源创新、从串联创新走向系统创新。  二是关于“高质量”。对于创新型城市而言，需要有高质量的科技功能、产业功能、开放功能、发展功能与治理功能，回答创新型城市究竟有什么目标模式。不仅要以科技教育人才融合，打造科技自立自强核心载体，提升创新驱动新位势；还要以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主平台，推进升级发展新阶段；还要以国际开放创新合作，打造双循环新格局战略枢纽，构筑开放创新新格局；亦要以经济社会形态转变，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典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更要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先锋，开创转型发展新范式。  三是关于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异质性，不仅在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还在于打破了小科技走向了大科创，尤其是建立以创新为引领的城市发展战略，最终体现在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开放创新发展模式、区域创新发展模式、治理创新发展模式的系统创新与整体再造。  二、创新型城市究竟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如今很多地方否在提创新型城市，也在争创创新型城市，但由于根本问题没有触及，所以几乎都难以突破和突围，即使挂了几十年创新型城市牌子或帽子，依然难以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城市。  一是究竟需要怎样的科产城人融合，确立科技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先导地位。现在有个提法叫“创新从园区走向城市”。实际上制造业可以远离城市，但创新从来没有离开城市。其背后的逻辑，核心是高端人才离不开城市。如今很多城市纷纷在提“产城融合”融合、“产城人”融合、“港产城文”融合等等，但很少有把“科”加上去并且放在先导地位的。从这个意义上，建设创新型城市首先需要建立“科产城人”融合发展理念，关键是处理好创新与产业、空间、城市、人才之间的关系。创新不是科技工作，而是以科技为先导、以人才为基石、以产业为主线、以企业为主体、以教育为支撑、以开放为途径、以制度为保障的战略工作和系统工程。  二是究竟需要怎样的政产学研融合，确立企业在城市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现在很多城市都愿意通过招商引资“端花盆”，也有一些城市开始“栽树”。但问题栽的树，究竟是高校、院所、机构，还是企业？某种意义上，高校院所都应该是“池子”，服务机构是“平台”，根深叶茂的“树”一定是企业。如今大家都习惯去深圳看热闹，看完热闹觉得没有深圳的条件，但就没有去看深圳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应该说这个体系，在新世纪前后就建立起来，核心是企业与高校、院所、科技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背后是财政科技的支撑方式、配置方式。创新是技术经济学概念，是以赚钱为目的政产学研一体化，而不是以砸钱、烧钱为主的研发。评价一个地区创新工作好坏与否，关键是看财政科技、产业财政有多少资金和财力流向了产业、企业、商业、实业、创业之中。  三是究竟需要怎样的产业技术融合，确立产业在创新城市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譬如在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中，带动更多的是一些轻纺、交通等民生产业；在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中，带动更多的是钢铁、电力、石油、化工、汽车、造船等现代基础产业；在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中，除了电子信息、移动通讯、互联网产业等信息产业崛起，还带动了新材料、新装备、新医药、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如今在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条件下，更多的是依托数智科技、能源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海洋科技、空天科技等技术突破并与先进制造融合，以技术跨界带动产业生命周期的扩张。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尽管不能单纯说产业发展方向，但产业技术方向与产业技术路径需要说清楚。不同城市需要从产品工艺创新、产业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创新，完成不同的创新层级。  四是究竟需要怎样的科教智产融合，确立人才在创新城市建设中的基石地位。整体而言，产业差距的背后是科技，科技差距的背后是人才，人才差距的背后是教育，而教育的背后是体制机制和意识形态。我们和旧金山、以色列等创新高地，究竟有什么差距？实际上是企业家、创业者、经理人、科学家、工程师、投资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回答：如何在商业职场训练中，涌现创业者的行动力；如何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炼就企业家的领导力；如何在高校院所源头中，激发科学家的想象力；如何在产业企业实践中，锻造工程师的创造力；如何在服务机构支撑中，插上投资家的洞察力。如今我们提出来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只有让大学教授有尊严、有高收入、有话语权，才能搞活全盘。教授都被限定在框框内，培养出一批政府科学家，就很难培育出真正的人才。  五是如何在怎样的峰谷滩巷融合中，确立空间在创新城市建设中的载体地位。在原来产业功能、城市功能还不完备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强科教智力资源的集聚，但如今当很多地方的产业功能、城市功能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很多地方都在走向全域创新。譬如，杭州的城市创新空间，从早期西湖时代的文化创意、金融科技，走向了滨江时代的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再走向临江时代大多中心，是否能回归到结束南北经济重心转型的钱塘时代我们拭目以待。全域创新的空间布局，往往是一核多中心多节点。在市级层面需要一个高能级的核心枢纽和策源地，也可以称之为中央创新区；在县域可以加强创新城区建设，支撑县域经济走向城市经济、都市经济；然后可以颗粒度更小，在“金角银边”打造一些类似于硅滩、硅巷的创新载体。  六是通过怎样的形态功能生态融合，确立生态在城市创新发育中的枢纽地位。如今很多人走在讲生态，但往往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甚至理解成了创新文化等等。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创新促进如何从创新体系、创新系统走向创新生态，开发建设如何从形态开发、功能开发走向生态开发。实际上，创新生态，核心是把高校院所的“池子”、科技园区的“篮子”、服务机构的“台子”、科技创业的“种子”、产业企业的“果子”、新兴产业的“柱子”与创新治理的“笼子”有机结合，打造集产业生态、数字生态、研发生态、创业生态、金融生态、服务生态于一体的质优生态。  三、究竟如何建立和完善新型组织模式？  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创新型城市过程中，究竟如何建立新的组织模式呢？核心是温度、强度、高度、密度、浓度、密度、热度、湿度的问题，并形成治理成驱引创、科技成核领创、产业成群融创、空间成场聚创、企业成器首创、智力成材众创、开放成风联创、生态成气协创的组织模式与发展态势。  一是治理意义上的温度，也就是治理成驱引创。在创新治理上，需要建立新型的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关系。核心是一句话，需要是“政府是政府、高校是高校、院所是院所、企业是企业、机构是机构”。当然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说以往很多地方在创新面前，政府不像政府、高校不像高校、院所不像院所、企业不像企业、机构不像机构。譬如，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新型研发机构？除了高校缺位，也在于政府存在一定的越位。十几年前的产业研究院几乎失败了，新型研发机构由于体制机制和组织模式也终究难以成功。为什么很多时候政府非要把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分开？事实上，基础研究本身是教授、博士的事情，而基础研究与基础应用研究很难清晰地界定。除了教育是一潭死水，关键是支持本地的高校没有什么标志性，即使引进外地的高校建新型研发机构见得不怎么样也是业绩。在创新面前，政府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校能否不被抛弃，需要有大学的精神，也需要有现代大学制度；院所要回答如何从“四不像”，转化为技术源头、产业源头、创业源头的有机结合的新兴产业组织者与创新服务综合体；服务机构需要用专业的服务能力产生专业的服务模式、服务机制与服务价值。其背后不仅要建立更加符合现代市场规律、新型创新规律的发展理念，还要促进财政科技、教育财政建立适宜产业创新发展、教育创新发展的规律。  二是科技意义上的强度，也就是科技成核领创。如今的创新不是一个创新导致下一个创新，也不是多个方面非均衡共同发力，而是坚持系统创新、矩阵创新和生态创新。创新政策、科技政策的顶层设计，核心是围绕技术生命周期全链条、全过程以及关键环节打造战略科技力量。需要聚焦科技战略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开放发展主动权、人才集聚吸引力、创新生态聚变力等，围绕基础设施布局、基础（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商品研究、工艺生产、产业化主要环节及关键节点，注重设施上的“源头”组织、知识上的“底层”逻辑、技术上的“根基”底色、产品上的“原始”创新、企业上的“硬核”力量、产业上的“未来”疆域。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科教智力资源与产业发展基础，需要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就前端研发、中间赋能、后端转化进行资源配置、有限时序、组织模式的优化。  三是产业意义上的高度，也就是产业成群融创。如今除少数硬科技领域外，的确存在颠覆性技术，但大部分技术生命周期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快速扩张。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非在于单一技术突破带动一个完全新兴的未来产业、原创产业出现，核心是通过技术的跨界融合促进产业生命周期的扩张或再生创新。在建设创新型城市过程中，需要在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用产业跨界融合的思维，实现新兴产业集群、现代产业体系的培育。尤其是注重在“信息科技（IT）+数据科技DT+智能科技（AT）+生命科技（BT）+材料科技+海洋科技”等基础上，以硬科技技术突破、产业跨界融合、数字转型赋能等促进先进制造业、现代基础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泛工业化、高技术化和数字化转型。现在新的产业名词太多，多到忽略了产业发展的本质。譬如名古屋很多主导产业是我们的传统产业，但附加值是我们的十几倍。没有完全的原创产业、未来产业，核心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新的业态、新的组织等等，把以往的产业重新做一遍。  四是空间意义上的维度，也就是空间成场聚创。创新型城市，尤其是全域创新，不仅可以按照“大集聚、小分散”的布局思路，实现中央创新区、创新城区、产业社区/创新街区的空间组合与布局；还要从物理空间走向数字空间。以前我们都在学习“硅谷”，在城市一定区域范围建设大学科技园、科学城等等，后来发展成为我国的科技园区；再后来开始学习“硅滩”，建立跨行政系统、行政区域的科创走廊、科创带等等；再后来我们开始学习“硅巷”，在一些不在科技园区，但在城市的“金角银边”打造颗粒度更小的创新平台载体。中国的科技园区都比较大，如何创新型城市完全落在园区的颗粒度上，难以促进科技功能、产业功能、城市功能、人才功能等在空间上的有机结合。此外，需要将创新基础设施与数字基建有机结合，在数字城市、未来都市的环境中打造新型空间。  五是高企意义上的浓度，也就是企业成器首创。现在对于企业的叫法很多，尽管显示出社会对企业发展的重视，但往往噱头色彩大于实际意义，甚至还有很多炒作色彩，如果都是难么好，为什么还被人卡脖子？中国产业企业发展的最大在于浮躁。只有围绕企业生命周期，加强对高科技创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企业、高价值企业、高市值企业、高收入企业的积极引导和支持才更有意义。譬如，对于科技创业企业，政府具有培育科技中小企业的职能，可采用普适支持+创业支持的策略；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用好税收支持政策；对于高成长企业，需要回到如何更高、更快、更强；对于高价值企业，需要借助科技金融提升企业价值管理能力；对于高市值企业、高收入企业等等，更多的让资本市场、消费市场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  六是人才意义上的密度，也就是智力成材众创。如今的人才政策弊端，是按政府喜欢的标准、人的过往经历等等将人才分成三六九等再予以机械的政策支持，很多与科技创新、科技创业等需求并不完全适配。尽管很多地方围绕“产业技术领军人才-高端创业创新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实用工程人才”人才梯队，建立“特殊政策、特殊机制、特事特办”人才特区，在科技项目布局、科研经费倾斜、经费资助、税收优惠、人才培养、优先落户、医疗服务、住房补贴、配偶安置、子女教育、科研创业环境等方面加大创新支持力度、强度，力求形成“引进一个领军人才，汇聚一批人才，办好一个企业、突破一批技术、带动一个产业”发展态势，但往往成效并不明显。反而是从国内外大企业走出来的创业创新人才，才是产业创新最大的人才来源。如今需要建立以人的价值为驱动的动力结构，通过优化选引留用机制、优化人才服务供给、建立质优人文环境等，促进领军型、复合型、实用型、专业型高水平创新创业“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七是开放意义上的热度，也就是开放成风联创。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上，要么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策源地，要么就是通过开放式创新成为新的创新高地。经济全球化从人的全球化起步，经由创业全球化，走向创新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进一步突破地区、地域、地理限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区域创新合作与竞争，以跨境科技园区（园区）为载体，促进跨国科技创业（人才）、跨国技术转移（技术）、跨国科技金融（资本）、跨国科技合作（项目）、国际产能合作（产能）、国际科技交流（文化）等方面的双向流动，融入万众、泛在、网络、协同、分享、共赢全球创新网络。  八是生态意义上的湿度，也就是生态成气协创。着眼让创新成为无所不在的空气，不仅强调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天使基金、创业投资、中试基地、科学城等等创新基础设施的布局建设，还强调数据中心、开源社区、交易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产业生态走向数字生态维度、研发生态与创业生态有机结合、金融生态与服务生态强化支撑能力的过程中，关键是突出科技服务作为服务体系、产业行业、产业促进“三重属性”，加快科技服务业从形态开发、功能开发到生态开发“三阶发展”，培育具有资源配置、创新赋能、产业促进的功能平台，建成创新生态核心组件，重点是壮大发展创新服务、提高创业服务水平、优化产业促进能力。

       针对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乏力、优质人才资源稀缺等地方发展痛点，蓝源政府产业智库集合了北京蓝源民族产业研究院、蓝源智库、中科智库、产业链、政务头条、产业头条等主体，是由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发起成立，经国家政府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新型智库机构。是一家政府扶持、高校支撑、专家主导、企业参与、独立运作的新型科研机构，研究院秉持“实用性、前瞻性、权威性”的理念，以“树立民族品牌 振兴民族精神打造百年企业”为宗旨，侧重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创新能力领域，致力于民族产业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参考，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国民族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应用性的专题研究和智力支持。        蓝源行研专家团队依托北京蓝源民族产业研究院强大的经济智库力量，提供覆盖20余个省市的产业、招商、税收等政策解读，以及覆盖18类国民经济产业，168个细分赛道的行业发展研究库，为政府和企业提供行业的生存背景、产业政策、产业布局、产业生命周期、该行业在整体宏观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各自的发展演变方向与成长背景，并为企业提供所处行业在不同条件下及成长阶段中的竞争策略和市场行为模式等咨询。        上袭蓝源创新综合体        针对政府产业治理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企业转型成本高、转型周期长、转型能力弱等问题，只有基于产业资本的抱团机制，运用数字科技工具，构建产业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解决政府、产业、企业三方自身的关键痛点，拥有数字化赋能的能力，实现产业的共富。 蓝源资本独创的产业链转型升级的“行业药方”，正在实践实体经济和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机融合。      SXR科技智库上袭公司历经营销咨询、经营外包和科技智库三个阶段，已经发展为包括鹰猎融投、研究咨询、师成达学三大产品体系和人才咨询、融资顾问、技术外包等六大业务单元的数字赋能多元立体服务商。蓝源资本携手上袭科技整合数百名院士专家共同发布创新综合体项目。以产业互联网平台模式构建上下游协作共赢的生态系统，抱团发展、降低成本、增加盈利，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以技术、数据、信息为核心能力，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技术系统为产业构建新动能，为企业提供全产线、全通路、全生命周期的整体解决方案，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