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电，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从此次三中全会公报在透露出未来五大改革方向的同时也揭示出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三中全会公报-
二十届三中全会透露的五大改革方向
1.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改革科技体制，推动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方面，科技体制改革被认为是首要任务。政府计划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在编制使用、岗位设置、经费使用等方面给予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能够有效激发创新活力。
在产业方面，政策强调各地应“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盲目跟风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例如，东部地区等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利用其经济基础和产业优势，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中西部地区则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稳住传统产业的大盘，并发展现代化农业、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通过这种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可以避免同质化竞争，促进各地经济的协调发展。
数字化转型和数实融合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途径之一。全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具体措施包括推进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制定全国统一的数据格式、接口、存储等软硬件标准，以及完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等。据统计，2023年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达到约5000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30%。预计到2025年，数字基础设施的总投资将超过2万亿元。这将显著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并在未来几年内为GDP贡献约10%的增量。此外，数字化转型还能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提供动力，通过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等方式，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数据显示，数字化改造后的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15%，能源消耗降低了10%，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具体产业发展方面，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各有侧重。传统产业是经济的基本盘，需要加快升级改造，而不是简单退出。政府将通过“设备更新改造”“绿色减碳”等政策，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新兴产业则是经济的中坚力量，需要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尤其是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未来产业是关键变量，政策将注重前瞻部署和梯次培育，重点推进智能制造、生物制造、纳米制造等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推动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等未来信息技术，以及先进半导体、超导材料等未来材料的研发应用。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府还将强化“因地制宜”的导向，避免同质化竞争。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可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中西部地区则应稳住传统产业的大盘，发展现代化农业、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通过调整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促进各地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发展，避免盲目跟风和同质化竞争。
总体来看，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需要科技体制改革、产业发展策略和数字化转型的多方合力。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通过赋予科研机构更多自主权，激发创新活力；在产业发展方面，通过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避免同质化竞争；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基础制度，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壮大。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2.法治环境的强化：构建最好的营商环境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中共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增强企业的安全感和投资信心，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全会特别强调，要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这种做法将有效遏制公权力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在一些地方，企业经常会遇到不合理的行政检查和处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甚至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转。通过规范行政检查，确保执法行为透明公正，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强企业的经营信心。
法治环境的优化还包括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基础，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近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有发生，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依然存在。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增强执法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可以有效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此外，法治环境的优化还需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通过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制度，可以促进市场主体诚信经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立法，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推进信用信息的共享和应用。通过建立健全的信用体系，可以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全会还强调，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扎实做好巡视工作。其中，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法治环境优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可以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例如，通过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防止政府权力的越界和滥用；通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确保政府行为的透明和可监督性，可以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
总的来说，法治环境的优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规范涉民营企业的行政检查，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可以为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增强企业的安全感和投资信心，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法治环境的优化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主体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还能有效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财税体制改革：解决财政紧平衡和债务问题
财税体制改革是解决财政紧平衡和债务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财税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边界不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不合理、税收制度不合理、预算体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影响了财政体制的运行效率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需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兜底责任不断扩张，导致有限财力与无限支出责任之间的矛盾加剧。这种矛盾影响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发挥。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职责与规模，避免政府支出责任无限扩张。例如，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提升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此外，还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动态优化政府职责范围，合理控制政府规模，避免政府兜底责任的无序扩张。
其次，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需要优化。当前，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过于庞大，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3.6万亿元，远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1.7万亿元。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优化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建立更具激励相容的制度体系。例如，可以逐步下放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为地方税种，充实地方财政收入，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此外，还需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例如，通过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建立以绩效评价和结果导向为核心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可以调动地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积极性。
税收制度改革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税收制度存在宏观税负持续下行、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优惠政策过多等问题。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拓宽税基、稳定税负，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增强税制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例如，通过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占比，减少间接税的比重，可以增强税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此外，还需要加强税制对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的支持作用，适度提高环保税税率，推动增值税、消费税等重点税种的税制改革，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预算体制改革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预算体制存在财政资源统筹力度不强、零基预算改革不深入、预算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全会提出，要进一步统筹四本预算，将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可统筹使用的部分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此外，还需要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健全项目库、预算绩效评价及反馈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例如，通过建立规范的资本预算、债务预算，加强政府投融资的预算约束，可以提高政府投融资效率，促进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
总的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解决财政紧平衡和债务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通过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预算体制，可以提升财税体制的运行效率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些改革措施既有助于解决当前财政紧平衡和债务问题，也为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收入分配和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内需
收入分配和民生改善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就业是核心，收入分配的调整也是扩大内需的关键。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政府将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
首先，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收入中的比重是关键。劳动报酬是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重视劳动报酬占比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础性地位，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一方面，政府将坚持并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促进充分就业，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范围，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另一方面，统一规范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此外，切实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建立工资增长长效机制，确保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坚持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管理，逐步实现劳务派遣工与正式职工同工同酬，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其次，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收入是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占比低，来源单一，且分配严重不均。政府将通过一系列措施，增加居民财产收入来源。例如，促进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形成鼓励长期价值型投资的市场环境。此外，丰富金融产品，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在储蓄、债券、保险、外汇等方面的理财收益。通过完善法治建设，加强产权保护，尤其在拆迁、征地过程中，依法确保公民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值权利不受侵犯，可以有效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此外，完善城乡土地流转机制，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扩充农民财产收入来源。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收入分配和民生改善不仅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5.房地产风险化解：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经济稳定
房地产风险的化解是确保经济稳定的重要环节。中共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要化解地方债、保交房、消化房地产存量。这些措施旨在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
首先，化解地方债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需要统筹化解地方债务和稳定发展。全会提出，要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例如，通过加强债务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防止债务风险的扩散。同时，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化和规范化，提高债务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有助于降低债务风险。
其次，保交房是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的重要措施。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全会提出，要保障房屋按时交付，确保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通过完善房屋交付机制，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监管，确保房屋按时交付，可以有效维护购房者的权益，增强购房者的信心，稳定房地产市场。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确保资金用于项目建设和房屋交付，避免因资金问题导致的项目停工和延期交付。
消化房地产存量也是化解房地产风险的重要措施。当前，部分城市存在房地产存量过多的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消化房地产存量。例如，通过调整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房地产市场的结构调整，提高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匹配度。此外，通过优化土地供给结构，合理控制土地供应，避免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过剩，也有助于消化房地产存量，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总的来说，房地产风险的化解是确保经济稳定的重要环节。通过化解地方债、保交房、消化房地产存量，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些措施既有助于维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增强购房者的信心，也为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同时，还需要统筹考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确保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几点分析研判
1.当前中国经济的风险和挑战是超预期的，同时，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和力度也是超预期的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具有超预期的特征。首先，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外部需求疲软，给中国出口带来巨大压力。此外，国内需求不足，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日益严重，房地产市场调整压力增大，金融风险积聚，进一步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面对这些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共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超预期的改革措施和力度，以应对这些挑战。改革的重点在于推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优化法治环境，加强财税体制改革，改善收入分配和民生保障，化解房地产风险。这些措施的实施将通过多方面的政策协同，提升经济的内生动力，增强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特别是科技体制改革和产业升级，通过提高基础研究的组织化程度和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有望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此外，法治环境的优化，特别是规范涉民营企业的行政检查和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将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增强企业的信心和投资积极性。总体而言，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不仅针对当前的经济风险和挑战，更着眼于长远的经济发展，通过多方位的政策协同和创新驱动，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在电力体制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等具体领域的调整可能会超预期
电力体制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领域，未来可能会有超预期的具体调整。在电力体制改革方面，政府可能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增强电力市场的竞争性。通过引入更多的市场主体，优化电力市场结构，推动电力生产、输配、销售环节的分离和独立运营，提高电力市场的运行效率。例如，政府可能会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发展，优化能源结构，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此外，还可能进一步完善电力交易机制，推动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增强电力市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税收体制改革方面，政府将继续深化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改革，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和科学性。例如，政府可能会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减少间接税的占比，增强税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此外，还可能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探索新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在消费税改革方面，政府可能会推进征收环节后移，将高端服务、更多高端奢侈品、新型高能耗消费品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消费税的调节作用。通过这些超预期的具体领域调整，电力体制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增强经济的活力和可持续性。
3.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加强
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不仅力度超预期，其系统性和协调性也得到了显著加强。这种系统性体现在各项改革措施的全面覆盖和相互配合上。例如，科技体制改革、产业政策调整、法治环境优化等措施相互关联，共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通过提高基础研究的组织化程度和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调整形成有效的联动。同时，法治环境的优化，通过规范涉民营企业的行政检查和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为企业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改革的协调性则体现在政策的协同推进和综合施策上。例如，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通过减轻基层财政压力、平衡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扩大直接税，提高地方消费税分配比例等措施，形成了财税政策的整体协调。在收入分配和民生保障方面，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推动经济的内生增长。这种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加强，不仅提升了改革的效果，也增强了改革的可持续性，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改革是管长期的，在2029年之前改革措施将长期发挥作用
中共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更是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改革的设计和实施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旨在为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改革措施将在2029年之前长期发挥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科技体制改革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将通过持续的创新驱动，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法治环境的优化，通过长期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执法监督，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提升市场主体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财税体制改革，通过优化税制结构，提高财政政策的公平性和科学性，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收入分配和民生保障的改善，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推动经济的内生增长。这些改革措施的长期实施，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和保障。此外，房地产风险的化解，通过长期的政策调控和市场优化，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总体而言，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不仅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通过长期的改革和持续的政策推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可持
附：中国经济的五大挑战
1．有效需求不足是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国际金融机构和国内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尽管出口有所改善，但国内需求增长仍显疲弱，尤其是在居民消费和服务消费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初，尽管全球需求更加稳固，中国的商品零售额增长仅为3.7%，显著低于2019年的7.9%。此外，居民的消费信心依然低迷，部分原因在于收入增长缓慢和房地产业调整带来的负面财富效应。2024年一季度，居民名义收入同比增长仅为6.8%，明显低于疫情前8.0%的年均增幅。
2．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问题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给投资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是在住房销售和房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2024年4月，新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分别比2021年7月的峰值下降了47.2%和46.8%，新建住宅价格也下降了8.0%。此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在加剧，为支持房地产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降低首付比例、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等，但效果仍不显著。这些措施表明，房地产行业的调整需要通过更为结构性的改革来解决，以防止地方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
3．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依然严峻。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例如，非金属矿物、黑色金属和电器制造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低，严重影响了生产者价格指数，并导致工业利润率下滑。汽车行业也面临激烈的国内价格竞争，导致出厂价格下降，加剧了通货紧缩压力。
4．社会预期偏弱和信心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大挑战。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下行压力使得社会预期偏弱，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及消费信心均显不足。数据显示，2024年前四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为2.3%，较第一季度的4.7%有所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从第一季度的4.5%下降至4月份的3.6%。
5．地缘政治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日益加剧。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的外贸和投资带来了很大影响。虽然2024年初货物出口势头有所改善，但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低迷，外资企业在面对经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时保持谨慎。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加快开放步伐，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深化改革来吸引更多外资，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6. 地方政府在土地和资源管理上扮演着更为直接的角色，这主要是考虑到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特色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和执行土地使用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摆脱对房地产财政的过度依赖，转向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7. 鉴于物流和电力系统对全国统一市场的支撑作用，以及AI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广泛应用能够显著提升效率和降低能耗，中央政府在这些领域扮演着统筹规划和标准制定的角色。中央政府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全国范围内物流网络和电力系统的互联互通，推动物流和电力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为全国经济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8. 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作为新兴业态，其快速发展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市场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央政府在这一领域承担着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的重任，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数据风险，同时推动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地方政府则在中央政策指导下，结合本地产业特点和市场需求，推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落地应用，促进区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