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什么很多数字化会失败？  伴随以光纤通讯网络、计算机、数据库、软件、因特网为代表的1.0信息技术，走向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下一代通讯网络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再走向以人工智能、量子通讯、新一代通讯、信息感知与网络、区块链技术等为代表的3.0数智科技，数字化成为各行各业、社会各界转型发展、创新突围的共识。  如果全球的工业化用了几百年发展历程还没有彻底，信息化仅有几十年的历史，而将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耦合的数字化则需要更为充分的孕育和发展。如今很多企业数字化、产业字化、城市数字化、园区数字化、政府数字化、基建数字化等等很多，尽管呼声也很高，但很多没有成功的可能，主要存在如下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一是没有“数”的信息化。这种现象要么是购买了服务器并形成了机房，要么是购买了云服务，甚至搞弄出一块大屏来显示，但整体上是以“上云”为主的IT服务外包，缺乏足够的数据以及实现数据驱动的可能，整体上还停留在信息化层面。二是没有“字”的数据化。这种现象往往是掌握一定量级的数，但由于对行业应用、业务运用、应用场景等方面的理解、驾驭薄弱，仅仅是在局部领域、局部环节的“用数”，而没有将“数”和业务体系、产品体系、应用体系等等结合在一起。  三是没有“智”的智慧化。更多的是硬件主导、缺乏判断和思考及使能应用的智慧化，而非人工智能条件下支持决策与使能应用的智能化，迫切需要感知到智能。四是没有“化”的数与字。更多的是技术、数据与应用领域的机械拼凑或物理叠加，但在业务模式、产品构建、商业逻辑、技术架构上未能有机结合，进而难以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等等。专栏：从“数”“字”“化”看一些城市大脑建设失败的原因 一是缺乏“数”导致的“空脑”频现。目前部分城市仅仅将城市大脑作为“展示系统”“展示大屏”，可谓是过分“重颜值”“轻内核”、“重建设”“轻运营”，背离了城市大脑的初心。部分城市大量购买服务器和云平台，待项目建设完后建设方就撤离，缺乏专业运营方，忽视数据汇聚和数据治理，大脑数据无法持续更新维护导致“城市大脑”变相成为系统集成项目，空留“展示大屏”以供参观。中国工程院高文院士在第五届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上就曾提到，现在的城市大脑（智慧城市）是一个有海量数据的系统，但90%的海量数据都没有结构化，因此无法进行动态实时分析，难以达到数据赋能理想效果。二是缺乏“字”导致的“老脑筋”尤在。目前城市大脑的建设运营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对“热点”、对“流量”抢占的意味，部分地方政府存在把“城市大脑”作为跟进数字化变革潮流的政绩工程的倾向。城市大脑究竟是什么，城市大脑究竟有何用处，城市大脑需要怎么建设，城市大脑如何与城市生命体运行体征有机融合、城市大脑需要如何运营等系列问题在部分地方政府层面尚未进行深刻地审视与理念的革新。三是缺乏“化”导致的“脑梗”尚存。从城市大脑诞生之日起，“数据打通”便成为各方共识，但遗憾的是，在实践层面，横向全面打通跨部门数据进展缓慢，仍任重而道远。具体来看，往往是不同政府部门在各自数据仓库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大脑”，例如交通大脑、环保大脑、健康大脑、经济大脑等，但互相之间较难调用数据，也就是多脑并存而缺乏一脑统领。尽管有些城市拥有同一的“城市大脑”架构，但数据往往也是无法有效融通与流动，作为大脑血液的数据不通畅直接导致城市大脑“脑梗”。如何加快实现城市大脑的数据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产品化交付和生态化运营仍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  2 “数字化”是如何而来的？  对于以上没有“数”的信息化、没有“字”的数据化、没有“智”的智慧化、没有“化”的数与字等怪圈而言，核心是对“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的认知不够、实践不够和坚持不够。掌握“数字化”的本质，核心是在1.0信息技术、2.0新一代信息技术、3.0数智科技演进中，通过对数据化、智能化、数智化、数字化关系的梳理中得到新的回答。  从1.0信息技术、2.0新一代信息技术、3.0数智科技的演进来看，如果说工业时代是将物质、能源在机器、车间等物理硬件、物理空间内转化为产品，那么1.0的信息技术将更多事物、过程、内容、标的等赋予信息含义，在自动化意义上促进线上线下、软硬结合、数控兼备、器网结合；2.0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更多事物、过程、内容、标的赋予数据标签，在社交化意义上促进数据驱动、随时随地、人人互联、智慧感知；而3.0的数智科技将更多事物、过程、内容、标的走向数字世界，在数字化意义上促进云端云台、数智兼备、智能感应、智联生态。  这其中，在“数据化”范畴内，数据作为物理世界走向虚拟世界的转换器、隐形知识走向显性知识的储存器、人工操作走向智能使能的处理器、先进制造走向智能制造的路由器、潜在需求走向客观需要的加速器，成为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智能化”范畴内，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下，将各类信息技术串联在一起，从单一的技术趋势转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趋势。  正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彻底将1.0、2.0、3.0的信息技术与自动驾驶、3D打印、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发展成为数字化发展趋势。在“数智化”范畴内，更多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数智科技的融合发展，狭义上更多的是技术概念，广义上是一种对经济社会形态的描述。从以上意义上，我们把握“数字化”的本质规律、发展趋势，关键在于重识“数、字、化”的内在关系。  3 “数、字、化”如何发酵？       更进一步而言，在“数字化”中，“数”就是数据，是基于信息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数智科技的，从知识认知到信息形态、再到数字维度；“字”就是内容，不仅仅是基于制造业或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交易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等紧密结合；“化”就是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各种内容的数据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产品化交付和生态化运营，是在不同行业应用、场景应用、服务应用、产品应用中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交易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  目前，很多人理解的数字化都是数据、技术、应用的机械拼凑或物理叠加，而不是有机结合和化学反应。过于突出“数”以及数背后的“技”，而忽略“字”及背后的业务逻辑、算法逻辑、商业逻辑、产品逻辑等方面的重构，所以就很难“化”。  从这个意义上，对于很多数字创业、数字企业、数字平台以及数字化转型而言，并非在单纯的数据公司、技术公司、平台公司、产品公司及其基因条件下，将数据、技术、平台、业务的拼凑，而是将数据属性、技术属性、平台属性、产品属性等跨界融合，进行数字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和产品化推广。  无论是脱离行业应用、场景应用、服务应用、产品应用等的数字化，是很容易迷失的；而用缺乏商业逻辑、业务逻辑、产品逻辑的海量数据来衍生新业务、新产品、新服务、新市场、新场景，往往是徒劳的。只有建立在特定行业、业务产品、服务内容、应用场景的深度理解、灵活驾驭、技术适配基础上，才能完成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数字化。  4 “数字化”如何商业实现？  如同只有赚了钱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化活动才可以称之为“创新”一样，只有在商业应用商店取得成功的数字转型，才能称之为“数字化”。如前所述，数字化的“化”就是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各种内容的数据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产品化交付和生态化运营，并在不同行业应用、场景应用、服务应用、产品应用中，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交易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以及商业模式等。  在这种界定下，如果说数据化表达、智能化实现、平台化运作、产品化交付、生态化运营，是“数字化”实现的路径，那么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交易方式、治理方式、供应方式、贸易方式则是商业实现的结果。这其中，能否处理好数据与数字的关系、平台与生态的关系、项目与产品的关系、场景与业务的关系、商业与技术的关系则成为数字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整体而言，在数字化的实现路径中，“数”是需要累计和实现的基础、底座、基石，但“字”才是中台、中枢、中间件所承载、蕴含的内容及能量，“化”则是两者有机结合并在各类应用中取得成功的产物。这其中，这种“数据化表达”就是以海量数据的数据底座构筑数字化底盘，也就是“用数”；“智能化实现”就是以数智科技的算法驱动实现对人工替代，也就是“赋智”，将各类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转化为统计学意义上、数学算法意义上的数据并在智能技术条件下应用在不同的场景。  “平台化运作”就是以平台赋能的前中后台实现输入和输出，对理论的、方法的、工具的、内容的、工程的进行储能、孕能、使能、释能；“产品化构建”就是以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实现数字化交付，从数据底座、数据工具、数字平台到数字产品；“生态化运营”就是以快速延展的市场环境构筑创新生态圈，在生态运营中寻找更多的应用场景和需求，促进知识、数据、内容、需求、场景的闭环。

    编者按：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要求以及科创体制与职能调整背景下，迫切需要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加快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格局。这其中，只有话语体系改变，才能转变发展理念；只有底层逻辑概念，才能转变操作技术；只有组织模式改变，才能提升效率效益。  多年来，当我们还陶醉于产业规模、经济体量、技术突破的时候，中美贸易摩擦、科技脱钩等等予以当头一棒；时至今日，没有核心技术、原创能力、科教支撑的，终究难以自立自强和引领未来。尽管这么多年来重要的会议越来越多，重要的文件越来越长，重要的概念越来越多，重要的口号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以往十几年前、甚至一二十年讨论的问题现在依然如故。如今的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需要结合如下几个主要背景回答相应的问题：一是回答创新如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尤其在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融合的条件下予以实现，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二是伴随党和国家科技创新的调整，以城市为单元的区域创新体系比园区作为基础单元更加凸显，需要重建创新型城市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的模型；三是如何彻头彻尾地反思以往的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工作，重建话语语境、底层逻辑与组织模式。着眼探索新时代高质量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话语语境、底层逻辑与组织模式，我们形成《重建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模型：话语语境、底层逻辑与组织模式》一文。  一、新时代高质量的创新型城市是什么？  对于城市创新战略或创新型城市而言，更倾向于“新时代高质量建设创新型城市”，而不是“新时代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这其中，“新时代”是范式之变，“高质量”是发展要求，“创新城市”则是系统创新与整体再造。  一是关于“新时代”。以往近一二十年很多地区都在吆喝创新，但没有几个成型、成器、成功、成熟的，主要是在一定的范式之下做模式升级，理念、方式、手段、工具、路径、政策都是传统的。如今进入新时代，就是要逐步建立完善适宜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体制机制与组织方式，对城市创新发展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和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建立新的科技创新范式。以往的创新范式，从来没有离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市场换技术”等等，尤其是就“自主创新”而言，就是通过“拿来主义”改造提升一下就是自己的创新了。如今我们需要实施以局部引领创新带动整体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加快从跟随创新走向引领创新、从自主创新走向开放创新、从链式创新走向跨界创新、从闭环创新到开源创新、从串联创新走向系统创新。  二是关于“高质量”。对于创新型城市而言，需要有高质量的科技功能、产业功能、开放功能、发展功能与治理功能，回答创新型城市究竟有什么目标模式。不仅要以科技教育人才融合，打造科技自立自强核心载体，提升创新驱动新位势；还要以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主平台，推进升级发展新阶段；还要以国际开放创新合作，打造双循环新格局战略枢纽，构筑开放创新新格局；亦要以经济社会形态转变，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典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更要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先锋，开创转型发展新范式。  三是关于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异质性，不仅在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还在于打破了小科技走向了大科创，尤其是建立以创新为引领的城市发展战略，最终体现在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开放创新发展模式、区域创新发展模式、治理创新发展模式的系统创新与整体再造。  二、创新型城市究竟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如今很多地方否在提创新型城市，也在争创创新型城市，但由于根本问题没有触及，所以几乎都难以突破和突围，即使挂了几十年创新型城市牌子或帽子，依然难以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城市。  一是究竟需要怎样的科产城人融合，确立科技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先导地位。现在有个提法叫“创新从园区走向城市”。实际上制造业可以远离城市，但创新从来没有离开城市。其背后的逻辑，核心是高端人才离不开城市。如今很多城市纷纷在提“产城融合”融合、“产城人”融合、“港产城文”融合等等，但很少有把“科”加上去并且放在先导地位的。从这个意义上，建设创新型城市首先需要建立“科产城人”融合发展理念，关键是处理好创新与产业、空间、城市、人才之间的关系。创新不是科技工作，而是以科技为先导、以人才为基石、以产业为主线、以企业为主体、以教育为支撑、以开放为途径、以制度为保障的战略工作和系统工程。  二是究竟需要怎样的政产学研融合，确立企业在城市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现在很多城市都愿意通过招商引资“端花盆”，也有一些城市开始“栽树”。但问题栽的树，究竟是高校、院所、机构，还是企业？某种意义上，高校院所都应该是“池子”，服务机构是“平台”，根深叶茂的“树”一定是企业。如今大家都习惯去深圳看热闹，看完热闹觉得没有深圳的条件，但就没有去看深圳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应该说这个体系，在新世纪前后就建立起来，核心是企业与高校、院所、科技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背后是财政科技的支撑方式、配置方式。创新是技术经济学概念，是以赚钱为目的政产学研一体化，而不是以砸钱、烧钱为主的研发。评价一个地区创新工作好坏与否，关键是看财政科技、产业财政有多少资金和财力流向了产业、企业、商业、实业、创业之中。  三是究竟需要怎样的产业技术融合，确立产业在创新城市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譬如在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中，带动更多的是一些轻纺、交通等民生产业；在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中，带动更多的是钢铁、电力、石油、化工、汽车、造船等现代基础产业；在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中，除了电子信息、移动通讯、互联网产业等信息产业崛起，还带动了新材料、新装备、新医药、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如今在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条件下，更多的是依托数智科技、能源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海洋科技、空天科技等技术突破并与先进制造融合，以技术跨界带动产业生命周期的扩张。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尽管不能单纯说产业发展方向，但产业技术方向与产业技术路径需要说清楚。不同城市需要从产品工艺创新、产业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创新，完成不同的创新层级。  四是究竟需要怎样的科教智产融合，确立人才在创新城市建设中的基石地位。整体而言，产业差距的背后是科技，科技差距的背后是人才，人才差距的背后是教育，而教育的背后是体制机制和意识形态。我们和旧金山、以色列等创新高地，究竟有什么差距？实际上是企业家、创业者、经理人、科学家、工程师、投资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回答：如何在商业职场训练中，涌现创业者的行动力；如何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炼就企业家的领导力；如何在高校院所源头中，激发科学家的想象力；如何在产业企业实践中，锻造工程师的创造力；如何在服务机构支撑中，插上投资家的洞察力。如今我们提出来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只有让大学教授有尊严、有高收入、有话语权，才能搞活全盘。教授都被限定在框框内，培养出一批政府科学家，就很难培育出真正的人才。  五是如何在怎样的峰谷滩巷融合中，确立空间在创新城市建设中的载体地位。在原来产业功能、城市功能还不完备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强科教智力资源的集聚，但如今当很多地方的产业功能、城市功能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很多地方都在走向全域创新。譬如，杭州的城市创新空间，从早期西湖时代的文化创意、金融科技，走向了滨江时代的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再走向临江时代大多中心，是否能回归到结束南北经济重心转型的钱塘时代我们拭目以待。全域创新的空间布局，往往是一核多中心多节点。在市级层面需要一个高能级的核心枢纽和策源地，也可以称之为中央创新区；在县域可以加强创新城区建设，支撑县域经济走向城市经济、都市经济；然后可以颗粒度更小，在“金角银边”打造一些类似于硅滩、硅巷的创新载体。  六是通过怎样的形态功能生态融合，确立生态在城市创新发育中的枢纽地位。如今很多人走在讲生态，但往往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甚至理解成了创新文化等等。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创新促进如何从创新体系、创新系统走向创新生态，开发建设如何从形态开发、功能开发走向生态开发。实际上，创新生态，核心是把高校院所的“池子”、科技园区的“篮子”、服务机构的“台子”、科技创业的“种子”、产业企业的“果子”、新兴产业的“柱子”与创新治理的“笼子”有机结合，打造集产业生态、数字生态、研发生态、创业生态、金融生态、服务生态于一体的质优生态。  三、究竟如何建立和完善新型组织模式？  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创新型城市过程中，究竟如何建立新的组织模式呢？核心是温度、强度、高度、密度、浓度、密度、热度、湿度的问题，并形成治理成驱引创、科技成核领创、产业成群融创、空间成场聚创、企业成器首创、智力成材众创、开放成风联创、生态成气协创的组织模式与发展态势。  一是治理意义上的温度，也就是治理成驱引创。在创新治理上，需要建立新型的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关系。核心是一句话，需要是“政府是政府、高校是高校、院所是院所、企业是企业、机构是机构”。当然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说以往很多地方在创新面前，政府不像政府、高校不像高校、院所不像院所、企业不像企业、机构不像机构。譬如，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新型研发机构？除了高校缺位，也在于政府存在一定的越位。十几年前的产业研究院几乎失败了，新型研发机构由于体制机制和组织模式也终究难以成功。为什么很多时候政府非要把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分开？事实上，基础研究本身是教授、博士的事情，而基础研究与基础应用研究很难清晰地界定。除了教育是一潭死水，关键是支持本地的高校没有什么标志性，即使引进外地的高校建新型研发机构见得不怎么样也是业绩。在创新面前，政府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校能否不被抛弃，需要有大学的精神，也需要有现代大学制度；院所要回答如何从“四不像”，转化为技术源头、产业源头、创业源头的有机结合的新兴产业组织者与创新服务综合体；服务机构需要用专业的服务能力产生专业的服务模式、服务机制与服务价值。其背后不仅要建立更加符合现代市场规律、新型创新规律的发展理念，还要促进财政科技、教育财政建立适宜产业创新发展、教育创新发展的规律。  二是科技意义上的强度，也就是科技成核领创。如今的创新不是一个创新导致下一个创新，也不是多个方面非均衡共同发力，而是坚持系统创新、矩阵创新和生态创新。创新政策、科技政策的顶层设计，核心是围绕技术生命周期全链条、全过程以及关键环节打造战略科技力量。需要聚焦科技战略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开放发展主动权、人才集聚吸引力、创新生态聚变力等，围绕基础设施布局、基础（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商品研究、工艺生产、产业化主要环节及关键节点，注重设施上的“源头”组织、知识上的“底层”逻辑、技术上的“根基”底色、产品上的“原始”创新、企业上的“硬核”力量、产业上的“未来”疆域。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科教智力资源与产业发展基础，需要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就前端研发、中间赋能、后端转化进行资源配置、有限时序、组织模式的优化。  三是产业意义上的高度，也就是产业成群融创。如今除少数硬科技领域外，的确存在颠覆性技术，但大部分技术生命周期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快速扩张。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非在于单一技术突破带动一个完全新兴的未来产业、原创产业出现，核心是通过技术的跨界融合促进产业生命周期的扩张或再生创新。在建设创新型城市过程中，需要在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用产业跨界融合的思维，实现新兴产业集群、现代产业体系的培育。尤其是注重在“信息科技（IT）+数据科技DT+智能科技（AT）+生命科技（BT）+材料科技+海洋科技”等基础上，以硬科技技术突破、产业跨界融合、数字转型赋能等促进先进制造业、现代基础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泛工业化、高技术化和数字化转型。现在新的产业名词太多，多到忽略了产业发展的本质。譬如名古屋很多主导产业是我们的传统产业，但附加值是我们的十几倍。没有完全的原创产业、未来产业，核心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新的业态、新的组织等等，把以往的产业重新做一遍。  四是空间意义上的维度，也就是空间成场聚创。创新型城市，尤其是全域创新，不仅可以按照“大集聚、小分散”的布局思路，实现中央创新区、创新城区、产业社区/创新街区的空间组合与布局；还要从物理空间走向数字空间。以前我们都在学习“硅谷”，在城市一定区域范围建设大学科技园、科学城等等，后来发展成为我国的科技园区；再后来开始学习“硅滩”，建立跨行政系统、行政区域的科创走廊、科创带等等；再后来我们开始学习“硅巷”，在一些不在科技园区，但在城市的“金角银边”打造颗粒度更小的创新平台载体。中国的科技园区都比较大，如何创新型城市完全落在园区的颗粒度上，难以促进科技功能、产业功能、城市功能、人才功能等在空间上的有机结合。此外，需要将创新基础设施与数字基建有机结合，在数字城市、未来都市的环境中打造新型空间。  五是高企意义上的浓度，也就是企业成器首创。现在对于企业的叫法很多，尽管显示出社会对企业发展的重视，但往往噱头色彩大于实际意义，甚至还有很多炒作色彩，如果都是难么好，为什么还被人卡脖子？中国产业企业发展的最大在于浮躁。只有围绕企业生命周期，加强对高科技创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企业、高价值企业、高市值企业、高收入企业的积极引导和支持才更有意义。譬如，对于科技创业企业，政府具有培育科技中小企业的职能，可采用普适支持+创业支持的策略；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用好税收支持政策；对于高成长企业，需要回到如何更高、更快、更强；对于高价值企业，需要借助科技金融提升企业价值管理能力；对于高市值企业、高收入企业等等，更多的让资本市场、消费市场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  六是人才意义上的密度，也就是智力成材众创。如今的人才政策弊端，是按政府喜欢的标准、人的过往经历等等将人才分成三六九等再予以机械的政策支持，很多与科技创新、科技创业等需求并不完全适配。尽管很多地方围绕“产业技术领军人才-高端创业创新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实用工程人才”人才梯队，建立“特殊政策、特殊机制、特事特办”人才特区，在科技项目布局、科研经费倾斜、经费资助、税收优惠、人才培养、优先落户、医疗服务、住房补贴、配偶安置、子女教育、科研创业环境等方面加大创新支持力度、强度，力求形成“引进一个领军人才，汇聚一批人才，办好一个企业、突破一批技术、带动一个产业”发展态势，但往往成效并不明显。反而是从国内外大企业走出来的创业创新人才，才是产业创新最大的人才来源。如今需要建立以人的价值为驱动的动力结构，通过优化选引留用机制、优化人才服务供给、建立质优人文环境等，促进领军型、复合型、实用型、专业型高水平创新创业“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七是开放意义上的热度，也就是开放成风联创。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上，要么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策源地，要么就是通过开放式创新成为新的创新高地。经济全球化从人的全球化起步，经由创业全球化，走向创新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进一步突破地区、地域、地理限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区域创新合作与竞争，以跨境科技园区（园区）为载体，促进跨国科技创业（人才）、跨国技术转移（技术）、跨国科技金融（资本）、跨国科技合作（项目）、国际产能合作（产能）、国际科技交流（文化）等方面的双向流动，融入万众、泛在、网络、协同、分享、共赢全球创新网络。  八是生态意义上的湿度，也就是生态成气协创。着眼让创新成为无所不在的空气，不仅强调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天使基金、创业投资、中试基地、科学城等等创新基础设施的布局建设，还强调数据中心、开源社区、交易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产业生态走向数字生态维度、研发生态与创业生态有机结合、金融生态与服务生态强化支撑能力的过程中，关键是突出科技服务作为服务体系、产业行业、产业促进“三重属性”，加快科技服务业从形态开发、功能开发到生态开发“三阶发展”，培育具有资源配置、创新赋能、产业促进的功能平台，建成创新生态核心组件，重点是壮大发展创新服务、提高创业服务水平、优化产业促进能力。

       针对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乏力、优质人才资源稀缺等地方发展痛点，蓝源政府产业智库集合了北京蓝源民族产业研究院、蓝源智库、中科智库、产业链、政务头条、产业头条等主体，是由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发起成立，经国家政府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新型智库机构。是一家政府扶持、高校支撑、专家主导、企业参与、独立运作的新型科研机构，研究院秉持“实用性、前瞻性、权威性”的理念，以“树立民族品牌 振兴民族精神打造百年企业”为宗旨，侧重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创新能力领域，致力于民族产业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参考，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国民族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应用性的专题研究和智力支持。        蓝源行研专家团队依托北京蓝源民族产业研究院强大的经济智库力量，提供覆盖20余个省市的产业、招商、税收等政策解读，以及覆盖18类国民经济产业，168个细分赛道的行业发展研究库，为政府和企业提供行业的生存背景、产业政策、产业布局、产业生命周期、该行业在整体宏观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各自的发展演变方向与成长背景，并为企业提供所处行业在不同条件下及成长阶段中的竞争策略和市场行为模式等咨询。        上袭蓝源创新综合体        针对政府产业治理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企业转型成本高、转型周期长、转型能力弱等问题，只有基于产业资本的抱团机制，运用数字科技工具，构建产业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解决政府、产业、企业三方自身的关键痛点，拥有数字化赋能的能力，实现产业的共富。 蓝源资本独创的产业链转型升级的“行业药方”，正在实践实体经济和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机融合。      SXR科技智库上袭公司历经营销咨询、经营外包和科技智库三个阶段，已经发展为包括鹰猎融投、研究咨询、师成达学三大产品体系和人才咨询、融资顾问、技术外包等六大业务单元的数字赋能多元立体服务商。蓝源资本携手上袭科技整合数百名院士专家共同发布创新综合体项目。以产业互联网平台模式构建上下游协作共赢的生态系统，抱团发展、降低成本、增加盈利，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以技术、数据、信息为核心能力，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技术系统为产业构建新动能，为企业提供全产线、全通路、全生命周期的整体解决方案，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